一個熱愛嘉峪關的人，他一定會愛她的每一條溪流，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樹，每一頁光輝的歷史。
在嘉峪關關城東南一公里處，國道312(陽關路)與蘭新路交叉口的左側，八棵大白楊一字排開，宛如守護嘉峪關西大門的“哨兵”，在陽光的照耀下，威武雄壯，偉岸挺拔。
有人說，熱愛自己的家鄉，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家鄉，唯有對家鄉知之甚深，才能愛之愈切!
在祖國的版圖上，嘉峪關只是很小的一點。
在嘉峪關的圖冊上，“八棵樹”的位置，也只是很小的一點。
但，一個小小的點，一旦與長達70年的時光年輪相貫通，它的深邃，它的厚重，它的光芒豈非單單幾個數字所能涵括?
如果從時間的定點2018年的某時某刻來看，“八棵樹”的“八”字僅是一個具體數字而已，以至于連東來西往的貨車、轎車司機都不屑一顧。
如果從1952年栽植的時刻來看，“八棵樹”的“八”就絕非一個數字所能闡明，這個“八”字，就是戈壁公路人與天斗、與地斗的豪邁書寫!
如果以66年的時光流程來看，“八棵樹”的“八”字除了一種戰天斗地的英雄書寫之外，它的字面含義早已嬗變，成為一種時代精神的留影!
留影，留下了一座創業奮斗的城，扎根戈壁、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甘當路石。
留影，留下了一座白手起家的城，艱苦創業、堅韌不拔、勇于獻身、開拓前進。
留影，留下了一座欣欣向榮的城，艱苦奮斗、開拓創新、開放包容、敢為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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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棵樹”的生命：含淚與天斗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這是詩人艾青對國之情義、家之愛戀的悲壯謳歌。
與艾青的悲壯謳歌相比，“八棵生命之樹”傲然屹立于戈壁荒漠的“綠色奇跡”，除了幾分悲壯，更多的是頑強、堅毅、抗爭、不屈……
“這八棵樹的枝干，現在粗壯結實，我曾試著上前合抱那棵最細的，即使兩臂使勁敞開，也摟抱不住。”嘉峪關公路管理局老黨員宋文忠說。
宋文忠是平涼市靜寧縣人，當過知青，插過隊。1980年來嘉峪關當上公路人后，就沒離開過公路系統。
“這八棵樹，如果長在我們老家平涼，現在不要說一個人抱不住，就是兩個高個子合攏抱，都不一定能抱得住。”宋文忠說，嘉峪關的自然環境太惡劣了，八棵樹66年光陰依然茁壯如初，不易，真得不易。
與平涼相比，我市地處荒漠戈壁，風沙、鹽堿、干旱相當嚴重，年降水量僅有88.4毫米，蒸發量卻高達2002毫米。
1976年，20歲的許忠友從學校畢業來到公路段后，每年都要在公路兩旁植上上千棵樹苗，可每年存活的苗子卻寥寥無幾。
“眼睜睜地看著一棵棵嫩綠的苗子死去，我的心就像被什么揪了下一樣，好些天緩不過勁兒來。”許忠友說。
而許忠友的這番描述已經是上世紀70年代末期的嘉峪關了，距離栽植“八棵樹”的時間已過去了近25年之久。
在嘉峪關公路管理局的黨建室，一張拍攝于上世紀60年代的大泉口道班的老照片格外引人注目。
何謂“道班”?就是在公路一定路段范圍內，為進行公路的日常保養和維護而建立的養路工人的組織。通俗地講，就是養路工人休息、吃飯、存放機械和材料的工作點。
大泉口道班位于鏡鐵山深處，距離市區約85公里。從照片上可以看到，在原址重建的養護管理站房屋背后是皚皚的祁連雪山，房前左右則是荒涼蒼茫的戈壁碎石。
“戈壁上沒有植被保護，即使修了路，也會被砂石‘吞噬’”。工作了20年的嘉峪關公路管理局雄關公路管理段段長李保中聽老一輩的公路人這樣說。
這是1960年的嘉峪關鏡鐵山礦周邊的自然樣貌，試想，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工作，先不說植物如何存活，就是人要想生存下去，那也是需要一股子氣呀、勁呀。如果把時間再往前推10年，把地點挪到市區，上世紀50年代的市區樣貌該是一個什么樣子呢?
“市區周邊都是些光禿禿的石頭山，還有就是除了石頭就是沙子的戈壁灘。”李保中的父親，79歲的李習精這樣說。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面對風沙的侵害，1952年初春，第一代養路人鄭占乾和工友們硬是頂著漫天黃沙，在簡陋的道班工房前，用爐棍和鐵勺挖開堅硬的砂土，把返青的楊樹枝條埋進深深的戈壁。
不曾想，這些“爭氣”的枝條硬是把稚嫩的根系扎進了戈壁。
“我們工人每天上班的時間緊得很，回到道班天就黑了，于是，我就把愛人和幾個家屬動員起來挖樹坑。沒條件，我們就用捅爐子的棍子挖，保證水能流到一起。”92歲的養路人鄭占乾回憶說。
每年，鄭占乾都要到這八棵樹前看一看。今年7月份，看到大樹旁石碑上張貼的老照片后，鄭占乾激動地流下了淚水。
鄭占乾說的那些老照片，現在被嘉峪關公路管理局整理出來，以宣傳展覽的形式張貼在“八棵樹”公路文化廣場上的墻體上，供人觀瞻、供人銘刻。
在這些老舊照片中，有“上世紀50年代養路工人用畜力柳條耙在磨平道路的搓板”，有“修建于1960年的鏡鐵山木橋”，有“工人為了便于工作，夜宿農民草垛的畫面”……
看著這些老照片，再回想一下走過的路，受過的苦，流過的汗，哪一個老養路人不潸然淚下?
對于西北的養路工人來說，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是最艱苦的一段歲月，所有的養路活兒，除了畜力之外，基本全靠人的兩只手來干。
那時候，越往西走越荒涼，越往山上走條件越艱苦。
“當時，確實有些工友經受不住風沙的洗禮，離開了道班。”77歲的老公路人趙錄山說，山上太苦了。
正是因為有了第一代養路人用腳步在丈量過的土地上播下了綠色的種子，才讓今日的戈壁“黃綠交錯”，甚至在個別地方，蔥郁早已覆蓋了黃沙。
站在“八棵樹”公路文化廣場的老照片前，嘉峪關公路管理局局長楊向軍向筆者介紹說：“那時候，一壺水，一口干糧再加‘11號’，徒步15公里去植樹是常有的事，‘11號’就是兩條腿。”
今年68歲的徐德福1970年就開始了自己的養路生涯，他說，雖然大家都知道“要想富，先修路”，但是這里的自然環境太惡劣了，必須得種上些樹，要不然剛修好的路，沒幾天，就被沙子給埋沒了。
然，人貴有志。
近40年的時間，徐德福和他的工友們憑著一腔熱血，為嘉峪關栽下了無數棵樹苗，一起見證著“雄關漫道真如鐵”的四通八達。
歲月如梭，昔日的雄關已如層林盡染般光耀古絲路，再現繁華。但，綠色奇跡的鋪就之路并未就此戛然而止。
鄭占乾的兒子鄭玉生告訴筆者，他們家三代“養路人”與路和樹有著不解之緣。如今父親年事已高，自己也已退休，但侄女依然在公路養護的道路上播撒著“點點綠色”。
大道同行，鐫刻著養路人的精神擔當，也鐫刻著一份份難舍難分的酸楚。許忠友就是其中一位。
許忠友的愛人馬菊蘭和他同歲，上世紀70年代末從天水農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到了劉家峽，工作條件又好又輕松。
“如果現在我還留在劉家峽工作，我已經是高級農藝師了。”馬菊蘭有點感慨地說。
馬菊蘭和筆者聊家常的時候，剛從天水的同學聚會中回來，話語中稍顯失落。不過令她欣慰的是，愛人、女兒、女婿都是工程系統的高工。
為了一家團聚，1985年，馬菊蘭果斷辭掉劉家峽的工作，帶著四歲的女兒，來到嘉峪關，這一待就是三十多個春秋。
在筆者與馬菊蘭攀談的過程中，坐在一旁的許忠友臉上總是笑盈盈的。這笑容，是丈夫對妻子的感激之情，更是丈夫對公路事業的一往情深!
雄關作證，歷經六十多年的艱苦創業，嘉峪關公路人用勤勞和汗水，使戈壁沙漠變成了通衢大道，這八棵樹亦老當益壯，風華正茂，如同矢志不渝的養路人，把青春扎根沙漠，用汗水守衛暢通，展現了大無畏的英雄主義氣概。
正所謂，“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八棵樹”的根脈：深深扎戈壁
俗話說：“樹有多高，根有多深。”那么，深深扎入茫茫戈壁的“八棵樹”的根脈又有多深呢?
在沒有科學數據佐證的前提下，我們無從得知。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確認：為了能努力向上生長，這八棵樹的根系一定扎得很深，否則，它們不可能自立于天地之間66年，枝繁葉茂，與日月爭輝!
這種向下深鉆，汲取養分，支撐枝干茁壯的力量，就是一生命體敢向戈壁說“不”的豪情!
歷經66年的錘煉，這八棵盤踞在嘉峪關土地上的根脈，向世人莊嚴聲明：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
至強至高的“生命意志”絕不表現在悲慘的生存斗爭中，而是表現在一種“戰斗意志”，一種“強力意志”，一種“超強力意志”!
“八棵樹”如此，培育“八棵樹精神”的養路工人、酒鋼人、嘉峪關人更是如此!
1980年，當22歲的宋文忠來到荒無人煙的柳溝泉道班工作時，適應了好幾個月，才穩下了心。
柳溝泉道班的位置比鏡鐵山礦的作業區還遠，每次進城，宋文忠和工友都要步行6.5公里，走到鏡鐵山礦的火車站，然后搭上火車才能進城。
“我們柳泉溝道班有16個人，大家挺羨慕鏡鐵山礦上的工人，坐上通勤車，直接就拉火車站了。”宋文忠說。羨慕歸羨慕，16個來自全國各地的他鄉人能聚在一起共同干一份事業，大家心里還是十分感激“道班工人”這份差事的。
這就是一種緣分：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
今年71歲的退休養路工許登俊，上世紀80年代初期，和宋文忠是一塊兒的工友，如今許登俊也留在了嘉峪關市，雖然30多年過去了，兩人只要一見面，仍是無話不談。
三十年彈指一揮間，變的是大道寬又闊，不變的是難忘的青春歲月。
如今的嘉峪關，高速公路技術狀況指數達到了94.12、優良路率保持100%;普通干線公路技術狀況指數達到77.81、優良路率達到43.12%。然而，1980年以前的嘉峪關公路狀況遠非今夕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寬闊、平整、順暢，尤其是通往鏡鐵山礦的那段路。
為了滿足筆者的好奇心，并將路況講清楚，筆者在采訪許忠友時，他順手畫了一張草圖，將通往鏡鐵山礦的線路和交叉路口的名稱標得一清二楚。
其中，從現在的民眾路口到鏡鐵山礦的95公里路段，和從冰溝口到鏡鐵山礦的49公里路段最難“伺候”。宋文忠上世紀80年代所值守的柳溝泉道班就位于從民眾路口到鏡鐵山礦的95公里路段之內。這里海拔較高，路途艱險。從1980年到1985年，宋文忠和15個工友每天都要沿著山路，將40公里長的路段蹚上一遍，看有無損壞路面，為酒鋼車輛的暢通出行保駕護航。
“夏天還行，最苦的就是冬天。”宋文忠說，山里的氣候多變，尤其是冬天，一下雪，冰冷刺骨，即使穿上老羊皮襖，也會被凍得渾身發抖。
但是，路得巡，道得養。
面對凍僵的碾碎路塊兒，宋文忠和工友們就要用隨身攜帶的洋鎬、鐵锨、榔頭把一塊塊凍僵的路塊砸碎，填到有溝壑的路面，然后再撒上鹽，以防通行車輛發生意外。
當養路工，苦，但道班的工友們，也會在寡然無味的生活中，尋找到幾分快樂。
每月，山下的工友都會給山上的工友們送上兩次給養，給養中除有蔬菜，還有肉蛋。這兩天，工友們個個都會眉開眼笑。“在那么艱苦的環境下，日復一日地重復工作，大家難免會產生厭煩情緒，以改善生活為名搞一次小聚會，其實就是一次最好的自我安慰。”許登俊告訴筆者說。
上世紀80年代，原公路段黨支部書記楊新華每次到各個道班檢查工作時都要問一問大家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他不止一次地說過，一線養路工人苦，但絕不能讓大家的心寒了。
一句好話暖三冬，暖得是心扉，長得是志氣。
八棵樹的精神是什么?是“人活一口氣”的精氣神，是“樹活一張皮”的堅忍不拔。
創業之初，篳路藍縷;路石鋪就，薪火相傳。
在海拔4800米，空氣平均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區40%的生命禁區——省道215線，活躍著15名滿腔熱血的養路工人，肩負著災害最多的204.025公里的公路養護任務。
這里就是條件最為艱苦的鏡鐵山養護管理站。
和老一輩的筑路人一樣，面對艱難險急，每一個人都是默默咬著牙關，辛勤耕耘，任勞任怨。好一點的是，30年前的洋鎬、鐵鍬、抬筐等簡單的筑路工具已讓位于現代化的平地機、挖掘機、自卸汽車等大型機械設備。
可與嘗盡人間苦難的老養路人相比，他們的心態能如30年前的老前輩那么抗壓嗎?在去鏡鐵山公路養護管理站的路上，筆者的心里一直在打鼓。
當見到45歲的董鵬后，筆者的顧慮頓時消失了。董鵬的年紀不算大，可是一張黝黑的臉和一雙粗糙的手，很難讓筆者懷疑他經受不住雨雪風霜的“侵襲”。自從進入公路段當養路工，董鵬已經干了20多年。這20多年，董鵬長年忍受著與親人分開的苦楚。“想家人了，我就爬上視野開闊的高處，望一望家。”董鵬說，思念之苦遠比身體之累要難熬的多。
今年嘉峪關雨水多，董鵬和工友們比往年忙了些。“一下雨，雨水就會裹著山上的泥沙傾瀉而下，把地勢低洼的公路淹沒，為確保道路通暢，我們必須快速趕到現場進行清理。”董鵬說。
與市區相比，山里的天氣變化無常，剛才還是晴空萬里，轉眼間又是風雨交加，平均溫度也只有10攝氏度左右。在這樣的環境下平均每人承擔約13公里的養護任務，困難可想而知。
董鵬工作的地方地處祁連山深處，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在這樣的高海拔地區，不要說養護工們拿鐵鍬干活兒會出現高原反應，就連機器工作也會出現高原反應。“一邊吸氧一邊干活，是我們每一個人干活間隙經常要重復多次的動作。”董鵬說。
自2011年建站以來，鏡鐵山養護管理站職工努力克服養護人員少、生產生活條件惡劣等諸多困難，始終保證著省道215線的安全暢通。
付建成是董鵬的新工友，在公路系統工作已有25個年頭，2017年，從市區調到了鏡鐵山養護管理站。和所有剛來的工友一樣，一開始，付建成并不適應這里高海拔的生活，幾次有當“逃兵”的念頭，可是他忍住了。付建成明白，自己25年的手藝不能失傳了。為了將手藝原原本本地傳授給下一代，他努力克服了高寒缺氧的問題，度過了剛開始最艱難的一個月。“每當我堅持不住的時候，我就會想起曾經長年駐扎在這里的老父親。”付建成有點靦腆地說。
付建成的父親是第一代養路工，在鏡鐵山養護管理站工作四十多年。每當說起父親的時候，付建成都非常激動。來到父親工作過的地方后，付建成逐漸理解了父親常年不回家的原因，也正是因為父親，讓他在養護管理站有了待下去的信心。
鐵泰新是付建成的學生，2017年6月從天水師范學院畢業考入嘉峪關公路管理局之后，就被分到了鏡鐵山養護管理站。
習慣了城市生活的鐵泰新，第一天來到大山深處，就打起了退堂鼓。為了讓徒弟打消念頭，付建成心貼心地勸，手把手地教，在工作上幫助徒弟，在生活上關心徒弟，猶如“親爸爸”一般。一年后，鐵泰新再也沒有發過牢騷。
“和老師傅待得時間久了，我慢慢發現，即便一塊金子，要想發出熠熠之光，也必須經受歷練和打磨，何況一個人呢?我不能給老師傅、老前輩抹黑，更不能給他們丟臉。”鐵泰新話語鏗鏘。
“八棵樹”的枝杈：深情藏厚誼
在陽關大道旁一字排開的八棵大白楊并不是彼此分離，孤孤單單的，而是緊密依偎，你情我濃。在“八棵樹”公路文化廣場，從東向西數，第二棵、第三棵、第四棵依偎的甚是緊密，尤其是第二棵和第三棵，猶如一對情侶，枝挨著枝、杈碰著杈、葉貼著葉。
合則強，孤則弱。
站在風霜雨雪“侵蝕”的風口，八棵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默契配合，怎能不讓“入侵者”望而生畏?
在采訪老一輩公路人許忠友、宋文忠時，兩位老養路人不約而同給筆者講了同一則故事，而且用語也頗為一致。
上世紀70年代的養路條件非常差，公路段沒有大型機械，連臺像樣的車都沒有，養路除了使喚幾頭老驢，就是人的兩條腿和兩把手。
在坎坷的建設歲月中，酒鋼人和養路人一樣，都面臨著難以想象的艱辛和困難。但是，酒鋼沒有忘記身邊的好朋友、老鄰居——公路段的難兄難弟，將幾輛解放牌大卡車送給了公路段，供養路人在艱苦作業區使用。這是“親望親好，鄰望鄰好”的胸懷，更是“兄弟同心，其利斷金”的情誼。
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
1987年，宋文忠從重慶交通學院進修結束進入機關工作的近30年時間，每年都要到基層道班走訪二三十趟，檢查考核養路指標。
在鏡鐵山礦區檢查考核時，他經常給大家講：“我是從山里走出去的，深知山里不易，但是作為酒鋼運輸的生命線，山里公路的保養來不得半點馬虎。”
以心相交，成其久遠。
“‘八棵樹精神’與‘鐵山精神’同根同源，與‘嘉峪關精神’一脈相承，都是老一輩開拓者獻身嘉峪關、服務嘉峪關、成就嘉峪關的點滴寫照!”嘉峪關公路管理局黨委書記沈維宏向筆者坦言。
在嘉峪關公路管理局采訪期間，筆者了解到，有的工作人員全家都是養路人，有的工作人員父輩是酒鋼人，有的工作人員子女在市上工作……
這就是30萬雄關兒女和諧共生的生活世界、情感架構、精神空間!
許娟是許忠友和馬菊蘭的女兒，大學畢業后，本來可以在長沙找一份待遇優厚的工作，可是她沒有。和父母親一樣，許娟一頭扎進了公路段，秉承父志，初心如一。
2017年6月，許娟被調往黑山湖附近的試驗檢測中心工作，這已是她工作的第16個年頭了。16年間，許娟和丈夫王銀鋼總是聚少離多，彼此之間隱忍著相思之苦。“我和愛人王銀鋼2004年結婚，結婚第二年，他就被派往修建嘉峪關到瓜州的公路，一個月見不上一次面。”許娟有點責備地說，沒辦法，誰讓他是搞公路建設的。
從嘉峪關到玉門，到高臺，再從高臺到酒泉，從2005年到2010年，王銀鋼頻繁地調動工作，每次離別，許娟總是默默無語。她心里明白：公路人就像石子一樣，哪里需要哪里鋪。
今年，許娟喜添二胎小寶寶，按照規定，試驗檢測中心中午是不允許回家的，但孩子還沒斷奶，許娟總是牽腸掛肚的，單位破例讓她回家給孩子喂母乳。結婚14年來，許娟和愛人王銀鋼幾乎每天都是各忙各的，誰也幫不上誰的忙，可是彼此之間誰也沒有刻意責怪過誰，就像長在戈壁灘上的那八棵大白楊，誰也不閑對方的枝丫碰著自己，總是那么其樂融融地黏在一起。
在嘉峪關公路管理局，黨委辦公室主任馮艷雖比許娟晚上了一年班，可在出力出工方面一點也沒落在許娟后面。
馮艷2002年進入公路管理局之后，多年待在路橋工程處，和同事們一直從事嘉峪關市政道路的建設施工工作，起早貪黑是常有的事。“2003年改造新華路的時候，多少次，我們整夜整夜都沒合過眼。”馮艷說，馬路牙子上一坐，我就睡著了。
作為女孩子，沒日沒夜地干活，父親馮寬彥總是放心不下。每次趁倒班間隙，他總會跑到女兒施工的地方，問女兒能否堅持下去?也許是父親的耳濡目染，堅強的馮艷總是說一句：“爸，沒事的，你回去吧。”
馮艷小的時候，總愛黏著父親，有時候，家里沒人，就隨父親到酒鋼廠子里玩耍。從1976年到酒鋼工作，馮寬彥在酒鋼整整待了32年，先后在內燃機、儲運公司工作，由于是特殊工種，2008年就退了休。
“我父親在內燃機廠工作時，每次干完活，鼻孔里面都是黑黑的。”馮艷說，小的時候，我還嫌父親贓，每次回家都要求他多洗幾遍臉，當自己上班以后，才真正明白父親為什么那么執著了。
“我父親退休的時候才55歲，退休時，他還是挺不愿意的。”馮艷說，父親說自己還年輕，再為單位干幾年沒有問題。
和所有的公路人一樣，宋文忠和愛人孫曉華也希望女兒宋瑾浠能承繼公路人的鋪路事業。不料，當年報考時被英語教育專業錄上了，錄取后，宋瑾浠還多少有點失落。
“父親很謙和，年輕時常年在外，總覺得虧欠家里許多。”宋瑾浠說，直到現在，一回家，父親總是承擔全部家務，忙前忙后的。在宋瑾浠的記憶中，父親是經常不在家的，有時母親也早出晚歸，沒人陪，孤孤單單的，宋瑾浠經常是一個人躲在屋里抹眼淚。長大后，懂事了，宋瑾浠漸漸明白，一個公路人不是那么好當的。
2012年在市五幼當上老師之后，每天和小朋友在一起，宋瑾浠感覺特別舒服。她說，嘉峪關的父母很辛苦，很少有時間陪伴孩子，當幼教能為更多孩子的父母分憂，我覺得這份工作很適合我。
在嘉峪關市，不論你是公路人，酒鋼人，還是市上的上班族，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揣著一個共同的夙愿：“心相連、同呼吸、共命運。”
挺立在西郊的八棵大白楊，依舊在歷史的風云中傲視遠古的回聲，不氣，不餒，不卑，不亢……
“白楊樹從來就這么直。哪兒需要它，它就在哪生根發芽，長出粗壯的枝干。不管遇到風沙還是雨雪，它總是那么直，那么強，不軟弱，也不動搖。”
這就是白楊樹的氣節，踏實淳樸、盡職盡責、不怕困難、堅韌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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